成为文学期刊编辑，开启长篇小说写作，跨界电视剧编剧，代表作品有《小敏家》《六姊妹》《对的人》《花路》《暂住》等，作家伊北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时看到，“小说，乃至长篇小说，究竟该怎么写，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更往深里讲，也是一个‘道’的问题。只有将‘术’和‘道’结合起来，似乎才能将一门艺术诠释得更加准确和透彻。”

　　在新推出的《小说写作入门》一书中，他以自己的作品以及影视改编为例，剖析小说创作中的问题与困惑，包括创作前的准备与构思、创作中的技巧与瓶颈突破、创作后的反思与出版。直面互联网时代给小说作者带来的冲击与机遇，探讨当下小说作家应如何定位自我、拥抱变化并坚守创作初心。

　　给小说取名

　　小说的题目很重要。一个好的题目甚至可以激发创作的欲望。

　　给小说取名是一门学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我仅就我的创作习惯简单谈谈，仅供参考。

　　给小说取名，我喜欢平实。就是说，越简单越好，越直接越好，越能概括书中的内容越好。

　　我的小说名字很少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除了《至少还有你》，一看就显出一定的温情气质，其他基本上都是 “直接上菜”式的命名。

　　我习惯用主人公的名字给小说命名，比如《安居乐业》：安、居、 乐、业，分别是四位主人公的名字。中国小说从《金瓶梅》开始就有这种取法。再比如 《美人余》，讲的是四位姓余的美人。

　　或者直接点明人物的身份，比如 《六姊妹》，就是讲六个姊妹的故事；《五环外的女人》，就是讲五环外女人的生活；《小敏家》，就是讲小敏家里的事；《小芳出嫁》，就是讲一个叫小芳的人出嫁的故事。

　　还有一部分题目直接阐明主题，或用借喻。比如 《熟年》，讲成熟年龄段人群的故事；《小日子》，讲年轻小夫妻如何过日子的事；《娃儿》， 与生育相关；《对的人》，讲大城市的择偶问题；《花路》，讲女性寻找自我人生道路的故事；《青春外史》，讲述青春故事。

　　总之，小说的名字越简单越好。简单直接的名字能够迅速把内容和信息传达给读者。

　　现在小说的名字，尤其是网络小说的名字，呈现出越来越长、越来越花哨的趋势。但我可能受传统文学影响比较深，仍然偏爱那种简洁有力的名字。我们的前辈，如现代文学的名家都很会给小说取名。从小说的名字有时还能看出作家本人的性格。鲁迅的小说集 《呐喊》 《彷徨》，一个忧心世事的艺术家似乎就站在两本书背后。茅盾的《子夜》 《腐蚀》也很好，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茶馆》有北京味。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半生缘》《小团圆》，都是不错的名字。郁达夫的小说名字取得也很有特点，比较文艺，有氛围感。《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一个人在途上》，以及成 名作《沉沦》，都很好。曹禺给作品取名也很厉害，乍看平平无奇，但都是意象，那种氛围感是一绝，例如《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能压得住文本的名字。对，压得住，这很重要。太过花哨的名字，反倒有点压不住。

　　如果讲的是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用一个看似平淡的题目反而可能更好，这样包容性大，也有利于后续的延伸和开发。当然，“平”并不代表取名的难度小。给作品命名，有时候也需要一点缘分。名字是让人叫的，要叫得顺口，叫得响亮，便于传播。比如《小敏家》，如果换成 《小婷家》《小燕家》《小莹家》，似乎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当然也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又比如《六姊妹》，如果改成《五姊妹》《七姊妹》，听起来也有些别扭。

　　社会议题

　　其实，小说中包含的所谓社会议题跟小说的主题一样，不应该是预设的。

　　所谓的社会议题，有时候是一种图书或影视宣传策略，方便作品与社会面对接。但在小说创作之初，不应过多考虑所谓的社会议题。

　　我写《熟年》的时候，是首先发现了这个故事，并没有想着要写成养老题材，对于 “养老”这个议题的提炼，是编辑的行为。后来的二次改写，我把新的素材和感受注入进去，《熟年》又成为讲述中年危机的故事。“中年危机”又成为所谓的社会议题。

　　再比如《小敏家》，我本来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但改编成电视剧后，“中年爱情”被当作宣传策略强调了。理论上说，所有的故事都来源于现实。既然跟现实有关系，总是能提炼出“社会议题”。但我们创作的时候，没有必要特地为了某个议题而写。

　　比如前一阵，有人发来一条新闻，随即建议我：“你看现在‘搭子’ 关系很热，可以围绕这个来写一部。”我没回应。因为我觉得以这种方式切入小说的创作，是不太合理的。

　　小说创作归根到底应当源于创作者自己的发现。由此出发，衍生出整个故事。

　　当你的故事来自生活中的发现，真正打动了你，并且能进行一定的完形时，最终自然而然也会接洽到社会议题。而且这种故事往往不会陷入套路，因为你有发现。小说之所以会成为小说，就在于这种发现。没有发现，就不值得一说。

　　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很多都触及社会议题。鲁迅对病态社会的分析、茅盾对社会阶层的分析、老舍写战乱中的民众、丁玲对女性的关注、巴金反映封建家庭的腐朽，都包括社会议题。“五四”时期，甚至还出现过 “问题小说”，就是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的小说，写婚姻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等。比如叶圣陶的《春光不是她的了》，讲社会问题、妇女问题。但是他的着力点，不是赞叹自由恋爱，而是写 “被离婚”的旧女性，被推着进学校读书，甚至参加工作之后，内心的迷茫，以及女主人公对旧的留恋、对新的迷惑。这是作者对于社会状况的发现。

　　成熟的作家面对即时发生的社会议题，有时反而要保持一些距离，因为没有沉淀，你可能没办法了解这些议题的内情。而那些看起来并不“新鲜”的议题，通过你的重新发现，反倒可以找出新的意义，这才是关键。

　　创作需要对社会有持续的观察。比如我写《对的人》，讲北漂青年的爱情、事业、婚姻，这一题材过去已经有人写过，那么我的发现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种表达不是前置的，而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在人物“站起来”“自主往前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小说对于社会现实的发现：在北京这种地方，阶层的冲突是大于两性的冲突的。

　　小说作者面对庞大的社会，就像一个打洞的人。当你把一个小小的洞打通了，光才能照进来，社会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展现。所以，社会议题对创作者来说，不必前置。作者应该尽情去发现，去观察潜流之下的东西，和热点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样，新的话题得以沉淀，旧的话题也能焕发出新的视角。这正是小说创作或剧本创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任何创作都需要随着时代发展，但这种发展绝不是生硬地摘取热点，而是一次次地深层打捞。

　　小说写作和新闻报道不同，小说作者是通过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来说话的，需要还原出人物的心理逻辑，给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就是小说作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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