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探讨文艺评论的未来时，必须首先厘清“理论的现实性”这一核心范畴。所谓理论现实性，指文艺评论所依托的理论必须具备深刻的时代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双向辩证过程：一方面，它要求理论“向下扎根”，朝向当下、言之有物，不能脱离具体的文艺现象、鲜活的作品文本以及丰富的感性材料，不能躲进书斋沉溺于纯粹的逻辑推演和概念游戏；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理论必须“向上超越”，基于历史、面向未来，绝不能局限于对基本事实的录入、经验表象的描摹和文献材料的整理。

　　只有在经验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之间建立起这种辩证的关联，文艺评论才能真正获得介入时代的力量。然而，在当下的评论生态中，这种“现实性”是有所欠缺的。很多时候，理论与创作正如两条平行线，理论家和创作者缺乏有效的对话与互构。

　　在通往自主的评论话语体系的道路上，目前我们仍面临两重挑战。首先，一些研究者因为缺乏必要的理论工具和抽象能力，往往沉溺于感性经验的海洋、随波逐流。他们的研究多止步于现象层面，不仅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甚至连现象本身的内在肌理都无法厘清。这种研究成果往往表现为基本的材料整理、文献汇编和枯燥的现象描述，看似资料翔实，实则缺乏灵魂。因为无法给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这类评论最终沦为信息的堆砌，既不能指导创作，也无法启迪思想，导致评论在学理层面失语。真正的评论应当是从数据中提炼观点，从现象中洞察规律，而非止步于做一个勤勉的“数据录入员”。

　　其次，由于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一些研究者往往习惯性地向外寻找工具，结果是借用的阐释工具往往全是西方的。中国的文艺经验被强行塞入西方理论的框架中，成为西方某种主义或流派的注脚与案例。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文章：用西方的精神分析强解中国的古典小说，导致人物形象被肢解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符号；用西方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切割中国的乡土叙事，使得充满温情的乡土变成了冰冷的“异托邦”；或是生搬硬套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并不具备相应语境的中国当代作品。

　　此类术语满篇、引用繁复的文章看似高深，实则是在割裂评论与文艺的血肉联系，“削足适履”。其根源在于对“理论”本质的误读。理论成为装饰门面的“标签”，而非解决问题的“钥匙”。好的经验研究，不应止步于描述和整理，而必须以既有理论为基础给出新的阐释；同样，好的理论成果必然蕴含着丰富的经验认识。凡既有理论未足之处，恰恰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起点，而非生硬套用的终点。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理论”的地位和作用，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建立开放而自信的学术心态。“理论”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分析问题的工具，也是观察世界的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我们在使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艺现象的同时，不能不保持警惕与反思。每一套西方理论都有其提出时的特定时代语境、问题指向和认知局限。我们需要反思其当下的适用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走向盲目排外的极端，拒绝其中蕴含的、仍然契合时代语境和当下问题的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真正的学术主体性，不是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在与世界理论的对话中确立自我。

　　在媒介高度发达、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文艺作品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公众的审美选择更丰富也更复杂。优秀的文艺评论应当成为连接作品与大众的桥梁，用清新朴实、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深刻的艺术道理和人生哲理。这就要求评论者扎根中国文艺经验，只有当评论能够呼应时代精神需求，能够提升大众审美素养，能够与人民的悲欢离合产生共鸣时，文艺评论的主体性才算真正确立，其理论的现实性才能得到生动验证。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每一位评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作者：常培杰，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评协理论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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