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觉醒年代》引发跨代际追捧，到《功勋》让于敏、黄旭华等名字走进公众视野，一批英模题材作品赢得了口碑与关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英模题材创作被观众质疑人物“端着”“不接地气”。同样是塑造英雄模范，效果何以迥异？或许可从创作的边界与尺度两个角度来思考。

　　英模人物的感召力根植于真实历史，深嵌于时代使命与人民生活之中，其塑造必须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守住史实之真、精神之真与情感之真。

　　英模的公信力建立在事实根基之上，观众被感动，前提是相信所看到的“真的发生过”。作品对史实敬畏，对历史大势、关键事实和人物真实处境充分尊重，观众才能与作品之间建立基本信任契约。一旦虚构侵蚀了这种信任，英模叙事便会失去根基。

　　英模之所以是英模，不仅在于其行为，更在于支撑其行为的理想信念、价值选择与情感逻辑。今天的观众未必共享人物所处时代的话语体系，创作者若不把信仰还原为具体情境中可理解的抉择，就很容易使人物沦为理念的传声筒。创作打动人，不是因为它告诉观众人物有信仰，而是让观众看见人物为什么有信仰以及“他为信仰放弃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把信仰呈现为一个有来路、有代价、经得起追问的选择过程。电视剧《功勋》对于敏的塑造，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展开的。他接受氢弹预研任务那场戏被安排在喧嚣的路边馄饨摊，没有宣誓般的仪式，只有一碗热馄饨和一句“同意”。此后的叙事一层层展开这个选择的真实代价：他怕犯十二指肠溃疡的老毛病耽误计算推演，抢着去打饭被同事误会；他隐姓埋名多年，孩子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妻子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他放弃了一位物理天才本可拥有的学术声名，却成就了国家的战略安全与民族的挺立。

　　史实之真、精神之真之外，还有情感之真。英模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人，有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一个人在情感与使命之间的犹豫越真实，他最终的选择就越有分量。因为观众看到割舍之痛，才能理解信仰之重。《觉醒年代》中陈独秀与儿子的家庭摩擦、革命者面对亲情与信仰抉择时的复杂心绪，不仅没有弱化人物的崇高感，反而使其信仰选择获得了扎实的心理基础与情感重量。

　　如果说边界回答的是英模叙事中什么不能变，尺度回答的则是什么可以变、怎么变。

　　第一重尺度是提炼之度。中国英模叙事长期面对一个独特的美学难题：如何找到“寓崇高于平凡”的落点。平凡的细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人物的精神高度被消解；而一味拔高又会让观众觉得人物触不可及。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塑造张桂梅时，找到了平衡点：她批评学生、发脾气、身体垮了还硬撑，这些不完美的细节没有消解其崇高品质，是因为张桂梅对山区女孩教育的执着已到了不惜燃烧自己的程度。批评学生是因为痛心于她们的不争气，发脾气是因为办学艰辛、积攒的负面情绪需要出口，硬撑是因为她知道自己一倒下学校就可能停摆。

　　第二重尺度是表达之度。同样的英模故事，可以在不同时代语境和媒介形态中获得新的艺术转化。焦裕禄的形象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多次艺术呈现：1966年新华社长篇通讯以第三人称纪实笔法呈现一个干部的工作全貌，20世纪90年代上映电影《焦裕禄》转入内心化叙事，开掘人物的情感世界，2021年上映的《我的父亲焦裕禄》则从女儿口述和家庭维度切入，为经典英模形象注入情感温度。但这类作品视角在变、情感入口在变，不变的是人物的核心行动和精神选择。焦裕禄在兰考治沙、治碱、治涝的事实没有被改写，他“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精神承诺也没有被消解。创作者换一扇窗让观众看进去，但窗里的那个人不能变形。

　　从某个角度来说，边界与尺度也或可看作守正创新的一体两面。边界奠定历史与精神的根基，确保英模形象不失其真；尺度提供艺术创造的弹性空间，赋予主流叙事新的审美活力。守住边界，英模才是真英模；用好尺度，故事才是好故事。二者合一，英模叙事方能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经得起观众的审视。

　　　　（作者：李琳，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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