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呈现出了“香港制造”另一重温情平实的底色。

　　黄启哲

　　比起声势浩大却愈发平庸同质的香港商业类型片，正在上映的《白日之下》一如它聚焦的群体——孤老残障，声量不大但更需要被听见。得益于去年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所打下的口碑基础，影片在社交平台激起了不少的讨论。

　　过往港片以奇情凌厉刺激见长，可警匪金融传奇终究与普通人生活相去甚远。《白日之下》呈现出了“香港制造”另一重温情平实的底色。导演简君晋尝试在106分钟里展开三重议题的讨论：对虐老事件本身的追问——揪出个案后能否重视机制弊病；对家庭层面“老有所依”的希冀——我们谁都会成为老人，敬老理当是敬未来的自己；对新闻调查日渐式微的关切——叩问与守护真相的执笔仗剑，又该由谁来守护。

　　诚然，作为新人导演，简君晋对于这三重议题的分配驾驭和认知体悟，还有局限。这致使情节比例安排有失当之处，主题叙述对象也有着明显的犹疑，于残酷中升腾起的暖意，也稍显意蕴不足。

　　但，就如简君晋的自陈：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以《白日之下》为代表的聚焦社会现实、关注普通民众的创作，正成为香港电影的创作显流，于感喟港片夕照余晖的唏嘘中，透出一声温柔坚定的宣言。这，足以令人欣慰。

　　事关尊严

　　《白日之下》尚未起笔，就在蓝天空镜下，亮明了自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身份。杂糅了香港本土三家照护机构的四个真实社会事件，影片将残疾人护理院恶劣伙食卫生、养老院露天洗澡、八个月六人离奇死亡与残障院前院长侵犯智障女孩等白日之下的社会疮疤，经由记者凌晓琪的卧底调查次第揭开。

　　影片没有依靠设置悬念、营造恐怖去推进叙事，而只克制地留了一个“钩子”：老人们被摁在轮椅强行缚住双手，一个接着一个，是被护士推向哪里？谜底在影片中段便揭晓，成为凌晓琪获得实质证据得以刊发报道的转折点，也是影片营造的第一个情绪高点——老人们每周一次的所谓洗澡，是有如牲口一般全身赤裸，在天台集体接受护工洒水枪的喷洒。多角度平移的局部特写慢镜头，配合悲怆的配乐，影片在这一桥段调动多种情绪渲染的手段，强调老人被视作家畜般尊严全失的场景。

　　从视听层面考量，不管是片中的媒体曝光效力，还是故事外的影像艺术加工，光天化日之下对群体的作恶，比对个体实施的隐蔽虐待，更具有视觉冲击力。不过，这样的处理也带给观众一些困惑。对比整部作品的克制，此刻的影片高潮来得稍显刻意。而从虐待程度来看，前有虐打老人，后有院长性侵智障女孩，人身安全遭受凌辱难道不比尊严受损更令人痛心疾首么？

　　这样的困惑或许可以引向另一层现实思考：更严重的侵害理应获得更优先级的重视和解决；可次优先级的问题，不该被搁置甚至被选择性遗忘。哪怕老人行动不便甚至失去自理能力，但他们仍旧渴望并需要拥有尊严。这也是为什么影片里对食用过期食品、遭受身体虐待已然麻木的老人，在被推去洗澡时仍选择挣扎反抗。这事关生而为人的尊严，是在所有机能思维退化时，唯一可以守护的。

　　事实上，民营机构虐老的话题，于一众聚焦打黑、反诈、禁毒等题材的商业类型片中，何尝不是被长期置于艺术创作的“次要优先级”？但正如观众的体验——能够填补创作题材的盲区，进而引发关注思考，本身就值得珍惜。在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显著的当下，如何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

　　谁是包袱

　　除了专职的经营者照护者，个体与家庭是否在照护老人中存在缺失，是《白日之下》意图探讨的第二重议题。影片设置了两组家庭关系，探讨孤老被家庭弃养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是老人水哥与家庭的决裂。他年轻时有愧于妻子，女儿为此与之断绝往来数十年。直至外孙女的一封婚礼请柬，水哥燃起希望。可女儿在婚礼现场还是将其扫地出门。最终，他抱憾而亡。

　　而更让不少人产生共鸣的，则是凌晓琪家庭三代人的养老困境。卧底假扮他人孙女的过程中，凌晓琪反照自身，联想到在养老院自杀的外公，有着“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所以对外，她于“祖孙”角色扮演中，在孤老通伯身上实现照护亲人的“代偿”。对内，她将矛头对准母亲：“你就不怕我像你对待外公那样对待你？你根本就是把他当‘包袱’！”母亲赌气回应：“老人就是包袱！我也会是你的‘包袱’！”

　　激烈的母女矛盾看似围绕外公，实则是凌晓琪在回避自身的养老困境。影片中，母亲再三强调忙完外公丧事，便离港北上独自养老，其实是在等待女儿出言挽留同住。而凌晓琪那句轻描淡写的“家中有你的床”，也不过只在第一次对话里略过。青壮年在社会工作的重压下，迫切需要喘息的个人空间与自由，而这代价便是与父母的疏离。

　　对上一代的愧疚，终究转化为了对下一代的成全，一代代重复着这样悲剧的循环。

　　缘何“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现代家庭中成了奢望？从多子女家庭照护老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高压社会中间层在职场的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从现代人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空间意识的增强，到家庭资源与注意力向培养下一代的全面倾斜……可以历数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包袱”一词所指向的投入产出考量，是功绩社会压力传导进入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令无法为家庭贡献反而需要获取的老人，成了实实在在的弱势。而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守护真相

　　事实上，要完成好上述两重议题已是不易，但影片还试图将新闻业的困境一并纳入。记者凌晓琪是“闯入者”，代替观众走进白日之下的“灰色地带”。她也是局中人。传统新闻业遭受冲击之下，个人的一腔孤勇，能否唤起更多人守护真相的决心？甚至可以说，导演呼唤坚守舆论监督的创作意图，是盖过前两重议题的。借凌晓琪同事之口试图传递了这种理念：实体报纸也许会消失，但是只要人们追求真相，那么新闻调查就会始终存在。

　　但，片中从业者呼应这一口号式观念的表现，却显现出了犹疑与无力。当从上司处获悉调查组因虐老新闻而不必裁撤，凌晓琪悲观回应：不过也只是多保留一阵子。轮到上司感慨新闻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她却又显现出了振奋，说着只要记住两天也好。这种普通人的左右摇摆是可信的，但艺术再现止步于此，也仅仅完成了忠于真实的字面意义。

　　这种“浅尝辄止”还出现在了临近尾声的一幕。院舍因多重丑闻曝光终于关门停业。本该大快人心的结局，却让院舍的孤老残障纷纷指责曝光恶行的凌晓琪。因为对身处底层的受害者来说，饱受虐待的“有瓦遮头”，也总好过流离失所。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呈现，但由此指向的为一部分人还是为更广大多数人争取权益的叩问，却只收束在了通伯一人对凌晓琪“做了对的事”的安慰。那一刻，是TVB万金油台词的昨日重现：“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这样的处理，也就遗憾标定了《白日之下》关切现实的最终景深。

　　从《正义回廊》到《白日之下》再到《年少日记》，近年不少新人导演不再执着于复刻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类型电影，而似有默契地将镜头对准小人物平民。这种集体转向无论完成度如何，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变革信号。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些创作本身，成为了新闻调查的回响，成为了新闻调查的延展，更接续新闻调查的使命，为守护真相走出了更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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