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阎建钢导演出任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时，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出了诸多观点，其中一个是：文学作品的改编不是简单的“二次装修”。

　　有关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阎建钢有发言权，他执导的《尘埃落定》《赵氏孤儿案》《人生之路》等剧作，故事要么来自经典文学作品，要么是当代文学力作，而他的下一部作品改编自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也证实他并没有打算停下改编的脚步，“改编”已经成为他导演生涯中的重要举动与标签。

　　“一个导演的任何作品都是当代表达，也就必须了解当代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这应该是阎建钢对于改编给出的核心经验，以他执导的《人生之路》为例，这一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电视剧，除了高加林这个主角之外，不仅增加了高双星这一重要角色，还将人物的人生经历由西安延展到了上海，其中在上海的戏份是原著中没有的，但电视剧对此处理得较为自然，也与当下观众对于农村青年进城之后的想象相吻合。《人生之路》在剧作中融入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对改编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一阵被热议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迈出了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最新一步。该剧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作品，呈现出的如画风景、悠然节奏、轻松氛围、融洽关系等，无一不指向“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剧作不但处处呼应着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其所传递的“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等观点也会给年轻人有所启发。或者如评论所说：“凭借着缓速的游牧世界图景与松弛的群体精神状态，带给当下都市观众一次影像疗愈历程。”

　　注重当下，衔接生活，迎合兴趣，满足需求——这是主流观众群对影视作品的欣赏需求，文学作品改编也需要建立在这一需求之上，才能更好地抵达市场与观众内心。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改编影视的一个黄金时期，相关改编的主流趋势还是尊重原著、拍出原著气质。那时的观众对于改编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性并无什么要求，甚至影视作品越符合原著细节，其受欢迎程度就越高。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进入一个狂热但又混乱的时期，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常被吐槽。在舆论的狙击下，导演们将翻拍对象转移到高票房、高收视率的日韩影视剧，有关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有了降温。

　　2014年，由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粱》播出，使得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迎来了新的变化。这部莫言作品的再度影视化，带来了久违的口碑，虽然并非人人称好，但中立客观评价的声音还是占了主流。随后，《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文学著作，不断得到成功改编，文学之于影视的引领意义再次被重视起来。文学含量的高低，成为评价一部改编剧的重要标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改编影视剧的“当代表达”，还有“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才得以被提出并实践，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有了新的意义与追求。

　　从被广泛认同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可以与当下主流观众进行精神接壤的亮点，使当下观众可以从改编作品中看见历史与现实，获得认知的提高，在共鸣当中建立一种可以穿透时间的共识——这或是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当代表达”。这种“当代表达”目前可能还处于一种生长状态，要么藏于作品内里，要么显隐不定，但却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为，年轻人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表达，如果一部影视作品不那么重视他们的内在渴望，那么作品将难以说出当下人们的心声，亦不会成为时代咏叹的和声。

　　“年轻人的兴趣与需求”并非飘忽不定的，相反，他们和父辈有着相近的理想与梦想，比如，他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对发展空间的渴望、对生活与生命质量的重视、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等等，这些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中都曾有过精彩的表达，只是在一些浮躁甚至畸形观念的冲击与掩盖下，有些影视作品忽略了对其的关注。

　　当下，影视创作者开始重新回头向文学作品要灵感、要结构、要人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市场与受众也意识到了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两相呼应，使得一个文学改编影视的好时代呼之欲出。期望这样的趋势能够顺利展开，最终结出更多饱满而丰富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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