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福

　　近年来，中外合拍纪录片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涌现出诸如《走近大凉山》《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野性四季：珍稀野生动物在中国》等优秀作品，但一些作品也出现了模式化的现象。如在介绍中国时，很多纪录片均采用外国主持人串联叙事的旅游片模式；在介绍中国文化时，一些作品又停留于科普宣教式的单一表达方式，导致对中国影像的呈现从一种“表象”，转向另一种“表象”，进而在海外观众中失去吸引力。由此，中外合拍如何实现跨文化共情成为了当下纪录片创作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若要回答这一问题，还要从中外合拍纪录片这一特殊机制说起。所谓合拍，是指分属不同文化主体的创造者在影视创作领域的合作。双方共享版权，共担风险。由于合拍纪录片涉及中方与外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主体，这就比单一文化主体的纪录片更容易规避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然而这种合作模式也催生出新的深层矛盾。由于投资方文化立场的差异，合拍实践中形成的投资配比机制往往成为关键变量——资源配置与价值导向的博弈最终将左右作品的整体走向。

　　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往往存在着两种中外合拍的纪录片类型，一种是外方主导的合拍纪录片，如NHK的纪录片《丝绸之路》《万里长城》，探索频道纪录片《一览中国》，BBC纪录片《野性中国》，一种是中方主导的合拍纪录片，如中国同东盟四国合拍的二十集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最早开始合拍的时候，中外双方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受众诉求，外方主导的合拍纪录片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受众，如日本NHK纪录片的“丝绸之路”系列。而当时中央电视台是抱着学习与锻炼队伍的心态与之合作的，其创作初衷是面向国内观众。1980年的国内版《丝绸之路》就利用共享素材，制作了不同的剪辑版本。而到了2006年，中日合拍的《新丝绸之路》更是演变为不同制作路线，中国版《新丝绸之路》采取情景再现的方式呈现丝路沿线的古老文明，而日本版《新丝绸之路》则是讲述现实中丝绸之路沿线普通百姓的故事。

　　中国主导的合拍纪录片有意识地将国外受众的诉求纳入创作之中是从《同饮一江水》开始的。2008年，多国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同饮一江水》以“和平、友谊、合作、发展”为主旨，全方位呈现了大湄公河区域不同的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宗教和生活样貌，传播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然而，《同饮一江水》的传播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柬埔寨、越南、老挝、泰国电视台在内的狭小范围。在与西方主流媒体合作的纪录片中，却存在受西方创作视角的影响而对事实解读产生误差的现象，如中英合拍纪录片《西藏一年》《美丽中国》就在历史细节方面存在不够精确之处。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造成了西方创作者对中国题材纪录片往往有先入之见，他们更相信和他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影像表达，而对体现中国官方意志的纪录片采取本能的拒斥。不同制作主体的加入满足了中外合拍这一基础条件，但还不能回答中外合拍纪录片如何实现文化共情这一根本问题。

　　那么在创作层面，中外合拍纪录片应如何跨越文化传播中的障碍呢？

　　首先，通过“他者”视角实现共情。“他者”是一个相对于“自我”而存在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或不可看见，可感知或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造成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天然地存在文化的折扣，国内纪录片那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并不受海外观众欢迎，将外国人作为讲述者，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他者”对于国内观众——“我们”而言是“局外人”，而对于海外观众——“他们”而言则是“局内人”。近年来，一系列成功的中外合拍纪录片如《行进中的中国》《中国面临的挑战》就以外国导演、智库的视角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令国外观众倍感亲切。

　　其次，纳入共同体叙事，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政治战略，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与“大同”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创造性发展，其目的在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倡导以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为基础，从而取代单一文化体系的孤立状态。为此，纪录片纳入共同叙事，能够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在。如中法合拍纪录片《月背之上：太空变革的黎明》以月球科考为叙事纽带，将法国科学家对月球的观测、中国探月工程、美国阿尔忒弥斯计划纳入叙事，展示了人类对宇宙探索的集体追求。共同体叙事是一种跨越媒介与地理边界的关系叙事，这一叙事可以克服国家叙事、民族叙事的局限，为实现纪录片的全球传播建立最大公约数。

　　最后，以日常生活叙事抵达影像深描。日常生活叙事是一种对个体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叙事形态，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处，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共同基础。在影视艺术中，只有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才最具艺术魅力。中外合拍纪录片应通过挖掘日常生活的细节“瞬间”，抵达影像深描。如纪录片《中国新年：全球最大的盛会》中，九年没有回家的李彤宇和家人拥抱的细节令人难忘，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中龚胜男谈到护士面对病人死亡时的无助，正是这些源自生活，又突破日常框架的“瞬间”，让纪录片的影像呈现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故事层面，抵达“人性”的深层。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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