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小鱼

　　筹备多年、备受瞩目的电视剧《繁花》在年前开播。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想之外的是王家卫对原作小说大刀阔斧，或者说是面目全非式的改编：不仅阿宝、沪生、小毛三大男主被砍掉了两个，整个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线也不见踪影，而且把整部剧集的叙事重心放到了上海黄河路上的“商战”——要知道，小说《繁花》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阿宝们是怎么做生意的。

　　如何看待王家卫的改编策略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改编策略？王家卫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没有能力还原足本的《繁花》，但可以看到一个在原著里看不到的上海阿宝。”简单地说，《繁花》的故事中有两个阿宝：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的少年阿宝；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片叶不沾身”的宝总。剧集要讲述的就是他怎样完成了这种身份的转变。

　　如此选择无可厚非，也可见王家卫的智慧——完整还原小说不仅不现实，效果也未必理想。但是，也许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阿宝完成身份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小说结尾，阿宝和青年时代的恋人雪芝重逢，更像是一种隐喻：现代的、太现代的上海人，对于逝去时光的怀念。小说《繁花》的诗意就悄然开放于阿宝们的少年时代，金宇澄写起倍蒂、雪芝这些少女，笔端充满温情，和上世纪90年代那些饮食男女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的宝总之所以“片叶不沾身”，是因为他习惯并融入了成年世界里的矫揉造作、逢场作戏。

　　而在电视剧里，从阿宝到宝总，更像是在描写一位上海滩青年发家致富、功成名就的“传奇”经历——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了，自然也就“片叶不沾身”了。换言之，如果说小说《繁花》自带浓到化不开的哀伤与忧郁，那么电视剧《繁花》则是情绪饱满、积极乐观的，把叙事中心放在了对娱乐性和刺激性的呈现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剧集为什么要拍“商战”，而且将阿宝塑造成“孤胆英雄”和“大众情人”的结合体。

　　在剧中，阿宝单刀赴会去诸暨，在暴力威胁前面不改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闹事的工人，像极了香港电影里的“小马哥”；阿宝运筹帷幄，在关键时刻沉得住气，把范总、魏总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像极了香港电影里的“大佬”；阿宝周旋在玲子、汪小姐、李李三个女人身边，把暧昧拉满又不给出任何承诺的做法，又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香港电影里的“花样年华”。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王家卫的改编策略——关键是要“好看”。如果说小说《繁花》是平静如水、暗流涌动的，那么电视剧《繁花》就是锣鼓喧天、沸反盈天的。从流量和收视率的角度考虑，王家卫的做法不难理解。

　　剧集只是《繁花》蛋糕中的一块

　　作品离开了作者之手，也就让出了阐释权。

　　王家卫当然有改编自由，正如他所言，“剧集只是《繁花》蛋糕中的一块，看完可以去看看原著。”但令人格外诧异的是，如今的改编让剧集完全走到了小说的反面。

　　小说《繁花》的结尾，阿宝与沪生依照小毛的遗言，去帮助借宿在小毛房子里的两名法国青年。他们雄心万丈地打算写一个上海剧本：老上海，1930，苏州河畔，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中国的纺织女。法国青年满脑子上海传奇，阿宝则不断提醒他们当年苏州河畔并没有法国工厂。

　　这个故事就像一出寓言剧。作者暗讽时下流行的上海“传奇”，不过是一些烂俗的套路，仿佛出自外国人的手笔，对于真实的上海存有隔膜。如果说金宇澄的《繁花》是“故事”，那电视剧《繁花》就是“传奇”。

　　“故事”和“传奇”的区别在哪儿？关键在于有没有“意义”。金宇澄对小说的命名，表明他对任何期待长久的事物、保持长久的意义都心存疑虑。小说中的陶陶曾希望抓住自己与小琴之间的爱情，但小琴的日记告诉大家，这不过是她虚与委蛇的圈套。陶陶自知报应不爽，“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

　　小说《繁花》里的“故事”，没有往昔人们非常熟悉的社会批判或者都市迷惘，而是显示出个人与“意义”的断裂。小说中出场人物繁多，但相貌模糊、面孔混沌，因为“故事”总是暧昧的，它和日常生活有关，却与“意义”无关。

　　电视剧《繁花》则一心要再现上海滩的“传奇”——阿宝在时代浪潮下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魄力改变命运。无论是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或者饭店服务员、工厂老板、外贸代理等，每个普通人都选择向商业对手挑战，向技术变革挑战。其中要表达的“意义”是清楚的——哪怕失败也不放弃，强调的仍然是拼搏，是奋斗。

　　在王家卫看来，“剧集《繁花》介绍的是时代。因为我们讲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十年，成为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的加持。”

　　而在小说中，阿宝的少年时代容得下钢琴、古诗、家庭舞会和美好爱情，从而使那个年代显示出可供缅怀的高贵。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上海，只剩下一个又一个的饭局和神情暧昧又充满算计的调情。繁花凋谢，金宇澄显然对市场时代的粗俗做出了否定。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对电视剧《繁花》的看法时，金宇澄如是说：“我只能表示感动，熬过这么艰难的几年，片子能够出来，多么不容易。”也许，这个值得玩味的态度，就是在小说中出现近千次的“不响”吧。

　　理解《繁花》或许还需要更多时间

　　小说《繁花》强调意义的悬置，不等于其“无意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着如此复杂的地形，贮存了这样多彼此抵牾的记忆，使得它不仅是情感依附的容器，更成为意义争夺的领地。因此，金宇澄放弃了某种总体观念，而深入城市地理的层层累积中，去发掘多元意义的可能。

　　尽管作者并不肯定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他怀着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书写他们，以细致的观察来描写他们。他虽然“不响”，但读者能看到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那些情趣与欲望的存在。繁花落尽，但那些存在的瞬间和生活选择的正当性会留存下来。归根到底，《繁花》要思考的问题是：生活的变革，究竟意义何在？生活的正当性何在？人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方面，这些问题，小说不可能给出标准答案。但作为一部剧集，王家卫却不可能含糊其辞。因此，他只能从多元意义中取出最能被人接受的一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短视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当下的传播规律——当一部剧集摆到观众面前时，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呈现出“意义”，《繁花》当然也不例外。这也意味着，把《繁花》影像化终究会留下遗憾。

　　剧集播出之前，就把“沪语”“地方特色”当做宣发的重点。但事实上，《繁花》不应该被视作“方言小说”或“地域小说”，这都把它说“小”了。《繁花》所要追问的乃是一个关乎所有当代人的宏大问题：如果现代都市生活终将在全球化的裹挟下被碾成符号，所有的美好记忆终将沦落为周而复始的情爱欢场，那么，我们还能不能从日常经验和琐碎事物里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余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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